后危機時代中國面臨的新格局與新機遇
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造就了新的國際格局:支撐中國經濟30多年快速增長的因素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大國與新興經濟體經濟權重此消彼長,國際經濟合作和保護主義呈現新態勢;國際金融體系變革成為不容回避的話題……對于中國而言,這些新變化、新格局意味著新的挑戰,同時也蘊含著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
慎觀出口環境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中國商品重要市場的歐美發達國家面臨嚴峻就業形勢,目前美國和歐盟失業率已超過或逼近10%,市場普遍認為今后數年美歐仍將面臨嚴峻就業形勢。這種情況短期難免抑制消費,進而影響中國出口。
長期看,危機可能會深刻改變部分歐美國家重消費、輕儲蓄的傳統和與之相關的制度,從而可能改變現有的中外貿易模式。今年5月,美國居民儲蓄率飆升至6.2%,這種動態足以引起政府部門和業界警惕。
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伴隨西方經濟企穩回暖,中國出口環境今后會有所好轉,因此,中國企業當前應努力改善產品結構和質量,以更好地利用下一輪經濟擴張周期。事實上,經過危機洗禮,中國出口在一些經濟體的市場份額不降反升,一些行業甚至出現了量價齊升的局面。盡管1月至9月,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了20.9%,但是最近3個月單月出口規模均超過1000億美元。
可以預見,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中國出口今后一段時期仍具有比較優勢和增長潛力。分析人士指出,危機過后,中國外貿企業應抓住機遇,適時走出去,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和定價權,為可能發生的變化做好準備。
此外,分析人士提出,政府部門應當進一步細化和落實中央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通過對相關企業提高出口退稅率,拓寬貿易融資渠道,鼓勵技術創新等方式,促進出口,推動中國向貿易強國目標邁進。
保護主義與國際合作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遭遇空前密集的保護主義狙擊。來自中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及金額102億美元。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今后保護主義與反保護主義可能會成為中外經貿關系的常態,中國必須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積極應對。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日前表示,一些國家保護主義措施愈加頻繁,使中國出口成本增加,所以必須作出調整。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加強對外經貿合作,有效促進海外市場多元化和合作方式多樣化,是中國突破保護主義“圍城”的有效途徑。
此外,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美日等西方國家已把發展低碳經濟列為應對危機的途徑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西方輿論對中國“減排責任”的空前關注表明,西方或許試圖借低碳經濟等環保議題向中國施壓。因此,中國除要應對“兩反兩保”調查等現實挑戰外,還不應忽視“綠色保護主義”的潛在威脅。
保護主義泛濫也可能成為促進國際合作的動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樊綱日前指出,危機過后,新興市場會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新興經濟體將更重視彼此市場,開展更緊密的合作。
在加強區域經貿合作方面,中國近年來做出了不懈努力。經過多年醞釀,中國-東盟自貿區定于明年1月1日啟動,屆時雙方90%的貿易產品將實現零關稅,并實質性開放服務貿易市場。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示范效應下,今后幾年,中國與中亞、非洲和拉美等地區的經濟合作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權利和責任
危機中國際金融體系弊端充分暴露。隨著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上升,新興經濟體進而在國際金融機構中不斷爭取更大話語權。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今后應團結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爭取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宋瑋告訴新華社記者,危機使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削弱,“但西方價值觀與規則根基并沒有瓦解,新興力量真正崛起并起主導作用尚需時日……鑒于此,中國既不能過于高估自己的實力與作用,也不應置身其外,應該以更加積極的態度來參與國際事務,承擔相應的責任,并協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周永生指出,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已經在安全、環保和金融穩定等領域積極承擔與自身實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表明中國愿意以負責任的態度,履行國際使命。
對于廣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今年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表明,中國今后將繼續本著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而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更為合理化。
談到主權貨幣國際化的時間跨度,宋瑋告訴記者:“歷史經驗證明,貨幣崛起與經濟崛起之間往往存在著30年至50年的時滯。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這一時滯有可能會縮短。”
宋瑋指出:“強勢經濟是強勢貨幣崛起的必要支撐與起點。”從根本上講,一種穩健的國際貨幣需要貨幣發行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后盾。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如何,最終取決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國內金融業的完善程度以及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在充滿變數的后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態勢、國際立場、資源稟賦和市場潛力都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面對變化和機遇,中國既需要拿捏斟酌,也需要開拓革新。正如周永生所說:“在國際權利和責任同時放大的情況下,中國只有正確判斷局勢,找準發展方向,進而形成和貫徹行之有效的國家戰略,才能在百年變局中實現歷史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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