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2009年下半年以來，以美國白宮經濟顧問薩默斯的“出口牌”、克魯格曼的“匯率牌”、希拉里的“重返亞洲牌”以及奧巴馬的“低碳牌”為代表的4牌連奏，掀起了新的一輪美國重商主義浪潮。奧巴馬在1月份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在5年內使美國出口翻一番，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的目標。3月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一個由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等組成的“擴大出口內閣”，負責實施“全民出口計劃”。

　　進入2010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產品做出反傾銷初裁5起，終裁1起，其中對鎂碳磚產品征收的反傾銷稅高達349.0%；反補貼初裁3起，其對我鉀磷酸鹽征收的反補貼稅高達109.11%。除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外，還高調頻頻對人民幣匯率施壓，這一系列的舉措正是美新重商主義迅速抬頭，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鑒于全球經濟面臨歐洲債務危機、美國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等嚴峻挑戰，存在順差減少以及外貿二次探底的潛在威脅，2010年我國現行經濟刺激政策應緩退；同時短期政策應維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從中長期來看，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競爭性決定，在可預見的未來5年內“雙順差“的局面將繼續存在。因此，中國采取美元權重較大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一種最佳的選擇。同時，溫和升值的預期最宜落在中美通脹率的差額之內。這種模式既能給予國際商務活動明確預期和透明度，還能有效防止低利率和通縮陷阱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威脅。

　　一、討論匯率問題需理清三大博弈關系

　　目前中國討論最熱門的經濟問題是通貨膨脹和匯率。這其實代表了人民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理論上而言，當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達到一致和平衡時，該國的通貨膨脹應該為零：即不發生通貨膨脹也不發生通貨緊縮。但是現實中人民幣問題攙雜著其他的各種因素，包括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利率政策、貨幣的流動性、就業、大國政治經濟博弈等等。事實上國內外人民幣升值問題討論中存在三大博弈關系：

　　1、宏觀調控多重目標和單一目標博弈

　　匯率形成機制是一國經濟主權的體現，是需要尊重和不可忽視的一國核心利益。由此，派生出了各種匯率理論，包括“名義錨”理論、貨幣危機模型、匯率目標區理論以及匯率政治經濟模型等。這些理論應用，對不同的宏觀調控目標其效應是不同的。在實踐中，匯率制度形成機制的選擇往往成為貨幣部門和工業、貿易部門利益差異化的博弈結果，往往成為一國階段性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角度來看，匯率貶值往往導致重商優先；匯率升值一般導致治理通脹優先。

　　2、虛擬和實體經濟博弈

　　在后金融危機背景下，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預期維持匯率穩定甚至貶值，以期維持開工和就業，獲得更大的國際競爭力。此前德意志銀行曾經測算，假設人民幣在一年內兌美元升值3%，人民幣的實際匯率上升幅度為2.2%，這將導致出口增速下降1.5個百分點，進口增速上升1.8個百分點，同時使出口部門減少約30萬個職位。面對后金融危機時代，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應該比上述測算更為嚴峻。而證券、投資基金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預期匯率升值，以期獲得更多的流動性。應該說人民幣升值問題的二重屬性博弈，核心上取決于是否將穩定就業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是否考慮將擴大出口作為國家當期戰略。

　　3、大國間的博弈

　　由于匯率變動，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質，存在典型的重復的囚徒困境。即大國間匯率博弈中，最佳策略是依賴于可能的對手的策略和他們怎樣對合作和背叛作出反應，現實中采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根據美聯儲(Fed)的計算，美元指數在2009年3月觸及2年半高點后大跌了13%。按年計算，該指數下跌了8%，創2003年以來的最大跌幅。盡管美元指數在2009年12月溫和反彈，但該指數仍在歷史低點附近徘徊。美國近期打出了一系列的“出口牌”，預示弱勢美元將是美國中長期戰略。美國一方面自己放任美元貶值，另一方面要求別國升值，典型的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

　　另外，對實體經濟而言，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開展境外投資問題上，人民幣與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匯率均衡點是什么？這既是國際經濟學上的一個大難題，也是經常被決策者忽略的一個問題。人們往往簡單地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境外投資利大于弊，事實上還需要認真考慮被投資國別的匯率制度以及變動趨勢，否則很容易“賠了夫人又折兵”。

　　二、把握匯改需認清四大本質問題

　　1、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典型的“兩難美德”

　　中國高儲蓄特征決定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內生性缺陷。一般來說有美德的人總是進行大量的儲蓄，東亞的國家儲蓄率相對較高。兩難美德的意義就在于，對中國等高儲蓄率的國家而言，若保持經常賬戶順差，向外貸出美元并成為債權國，隨著其美元儲備的增加，逆差國就會指責其貿易順差是不公平的，是美元匯率被低估和操縱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本國的美元持有者則會因本幣升值期望不斷加強，而不斷增持本幣。在這兩方面的持續作用下，本國的利率會不斷壓制，理論上最后接近于零。正如當代金融理論的奠基人麥金農教授所言，在這種條件下，一旦拋售美元購買本幣的風潮開始，政府就會陷入兩難的境地。如果匯率不斷升值就會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直至最后陷入零利率下的流動性陷阱，正如上世紀70年代以后的日本；而如果不升值則容易引發外國的貿易制裁和匯率摩擦。

　　2、中國貿易順差并非通過匯率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全球產出體系分工中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

　　從中美貿易的實證結果看，匯率波動對貿易出口無明顯影響，而國內的產出水平和價格變動影響著貿易出口。中國出口強勁的增長是中國經濟溢出、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共同作用的結果。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產業國際分工帶來的結構性、轉移性和互補性競爭結果。匯率并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貿易賬戶順差和人民幣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對維護地區金融穩定和中美雙邊貿易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中國2010年3月份出現的72.4億美元貿易逆差，中止了自2004年5月開始的連續70個月貿易順差局面。貿易逆差的出現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影響貿易平衡的根本性因素絕不是匯率，而是取決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供求關系，以及供求關系之下深層次產業結構、國際分工格局等問題。從國際分工格局來看，如果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不變，全球失衡，特別是中美失衡將長期存在。因此拋開比較優勢，單純關注匯率這樣的名義變量來談治理全球失衡是無意義的。

　　3、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維持匯率穩定代價很大，但如放任匯率升值付出的代價將更大

　　匯率需要客觀反映經濟現狀，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標桿。經濟轉型國家的最優匯率制度是與最優其工業化路徑相匹配的，更是動態演進的。目前中國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地方政府、自然人利益多元性使得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匯率改革采取何種路徑雖然尚待權衡分析，從更長遠和戰略的視角看，匯率改革將有助于資源配置優化、增長模式轉型、資本等要素價格長期扭曲問題的解決，最終整體增進國民福利。

　　但是，當前如果匯率調整與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政策并行，導致經濟不確定的可能性將增大。宏觀調控不僅僅要考慮匯率對治理通脹的意義，必須要考慮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平衡。特別是在產業結構性改革嚴重缺位條件下直接啟動名義匯率升值的閥門，將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難于調控。如果匯率升值采用休克型療法，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中期來看對整個產業結構調整也沒有好處。因此，在全球經濟復蘇尚不明確的條件下，穩定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次優策略。

　　4、施壓人民幣是美國新重商主義和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新表現形式

　　匯率之爭背后是實體經濟之爭。美國當前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遺憾的是美國接連打出：“出口牌”、“匯率牌”、“低碳牌”、“重返亞洲牌”等4張牌，更多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替罪羊，而不是從美國自身經濟結構的改革和調整著手。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全球化趨勢下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生產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并實現了按價值鏈組織全球分工，從而根本上改變了貨幣、貿易和更多宏觀經濟變量的傳導機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已形成了十幾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單純通過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傳統機制在低端價值鏈幾乎完全失效。名義匯率調整的結果更多反映在利潤水平波動，從根本上已難以改變全球的貿易順差模式。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中國人民幣的升值并不能幫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所以，最后的結果是“我們將從其他地區進口，但我們進口的仍是同樣的商品”。對此，歐元之父蒙代爾曾以12個論點說明人民幣升值不合適。

　　三、他山之石正反兩例看匯率升值

　　1、日本：“廣場協議”使經濟受傷

　　日元匯率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9~1971年。依靠380日元兌換1美元的固定匯率制，日本以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每年10%以上的經濟增長奇跡。1971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通過“史密森協議”，要求日元升值16.88%，并以此作為基準匯率上下浮動2.25%，從此日元告別了22年的固定匯率制走向溫和升值。

　　第二階段是1972~1985年。在這一期間日元兌美元平穩地從315：1升至200：1的水平，12年間每年升值5.2%，日元的持續溫和升值帶來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前兆，日本經濟出現“溫水煮青蛙”效應。

　　第三階段是1985~1989年。當時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年9月22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通過“廣場協議”揭開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協議簽訂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美元兌日元(92.08,-0.9800,-1.05%)跌幅20%，到1988年日元升值了86.1%。

　　“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由于日元過度升值導致的通貨緊縮以及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使日本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的“迷失的10年”。

　　2、德國：在匯率政策上把握調控主動權

　　二戰后，德國經濟高速發展，但“經濟奇跡”出現后不久，德國開始進入滯脹期，加之在上世紀70年代遭遇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1973年德國采取浮動匯率制。德國馬克兌換美元1979年為1.7315∶1，1985年為2.4613∶1，從1979年到1985年，馬克兌換美元貶值0.7298馬克，貶值幅度達到42.15%。到1989年末，馬克兌換美元為1.6978∶1，比1979年升值0.0337馬克，10年間升值幅度不到2%。

　　德國還力排歐洲和美國的要求，堅持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資金沒有大量進入股市和不動產。德國依據本國經濟運行狀況，在匯率政策上把握住了調控的主動權，避免了出現日本的狀況。

　　(本文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張勇，根據其2010年3月5日在中國對外經貿2010春季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