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的“征稅總統”奧巴馬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奧巴馬大手一揮，下令小布什時代的減稅政策將截止于2011年，使得作為就業創者的企業家們的稅率大幅提高，而現在美國失業率仍在9%以上，居高不下。
此舉雖然不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增稅政策，但在眼下這個特定的時期（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顯然其效果并不亞于那些史上著名的增稅政策。
在美國歷任總統中，有兩位因增稅政策為人們所銘記：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當年他們二人狂熱的增稅政策使得私人部門遲遲無法走出“大蕭條”。
胡佛要為兩次災難性的增稅負責。第一次出現在1928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他在競選中提出支持對農產品(17.87,-0.03,-0.17%)進口征收 更高的關稅。此言一出，代表各行各業的游說團體蜂擁而至，叫嚷著他們都想要更高的關稅。等到國會聽證會一結束，發現提交上來的各種特殊利益訴求摞起來多達 2萬頁紙。1930年6月，胡佛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將超過2萬5000種農產品和制成品的關稅平均提高59%， 迫使消費者幾乎為任何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美國股市暴跌，超過60個國家采取報復措施阻擊美國出口，從而讓經濟進一步陷入低迷。
由于擔心自己不斷擴大的支出造成財政赤字過高，胡佛敦促國會實施增稅，其結果就是1932年的《歲入法案》(Revenue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增稅幅度最大者之一。汽車、汽油、輪胎、電、電話服務、銀行支票，等等等等，無不面臨課稅。投資者則要繳納股票轉讓稅。郵政局將 一等郵件的郵資提高了50%。當時還有禮物稅，為最高達百分之33又1/3的累進稅率。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25%躍升至63%。企業所得稅同樣上升。 將所有這些苛捐雜稅施加于美國人民之后，胡佛眼睜睜地看著美國經濟跌入谷底。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和1936年四次增稅。單是頻繁的稅率變化就足以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讓投資者和就業創造者不愿承 擔創辦企業、招兵買馬的風險。羅斯福幾乎讓高度酒的聯邦稅率上升了一倍。他還提高了煙草和汽油的特種消費行為稅。羅斯福對企業派息開征5%的稅(而這筆錢 已經通過個人所得稅征收一遍了)。他還引入了針對面粉廠主的稅收和間接的面包稅。他還開征社會保障工資稅，此舉唯一的效果就是在30年代榨干了私人部門的 資金(1940年之前根本沒有發放任何社會保障退休支票)。羅斯福對利潤超過12%的企業進行征稅，又對企業未分配利潤實施最高達60%的累進稅率。羅斯 福讓個人所得稅累進斜率更為陡峭，將最高稅率從胡佛定下的63%提高至75%。在整個“新政”時期，從私人部門征繳的稅收翻了兩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羅斯福的增稅計劃原本是為了幫助中產階級和窮人，然而主要的錢還是從中產階級和窮人口袋里來的，這是因為“新政”時期聯邦稅收最大的單 筆來源是啤酒、香煙、口香糖、蘇打飲料和其他一些低價消費品的特種消費行為稅，而消費它們的主要人群正是中產階級和窮人。要收聽羅斯福著名的“爐邊談 話”，人們需要對收音機和啟動收音機的電力繳納特種消費行為稅。截至1936年，聯邦特種消費行為稅帶來的稅收超過了聯邦個人所得稅和聯邦公司所得稅之 和。直到二戰時期的1942年，聯邦個人所得稅才開始成為聯邦收入的最大來源。
奧巴馬似乎堅定了追隨兩位前輩的腳步。
在失業率如此居高不下的時期，奧巴馬推出了他五花八門的醫療保險稅和罰金、能源稅議案和終止布什時期的減稅政策，在打壓就業方面不遺余力。奧巴馬先生宣稱 需要通過提高稅收來降低赤字，然而如果他沒有強力推動國會通過所謂“刺激”計劃，赤字原本是沒有這么高的。。另外，如果奧巴馬能夠將中小企業就業創造作為 頭等大事來抓，而不是不依不撓地推動政府接管醫療保險行業(最終成本可能達到數萬億)，赤字規模也不會像現在這么大。
這顯然是用一個新的錯誤試圖彌補前一個錯誤，結果只會越錯越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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