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大國不等同于GDP強國
以美元計，中國二季度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這是里程碑，但并不能證明中國已經完成強國富民的目標。
面對大增的GDP，我們應該保持足夠的清醒。GDP總量說明很多問題，有時候什么也說明不了。曾任經合組織經濟部主任的麥迪森，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他出版了《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對于中國近代以前的GDP有估算。為了盡量減少匯率和通貨膨脹等因素對統計真實的經濟規模的影響，采取了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式，并創造出 “1990年國際元”作為衡量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單位。
按照麥迪森的測算，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在經濟上的表現相當出色。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從22.3%增長到32.9%，人口從占世界總量的22.9%增長到36.6%。但是，從清朝初期以后，我國GDP一路下滑，相應的，對于全球的貢獻也越來越小，最后成為經濟萎縮體。
但中國的人均GDP不占優勢。按照另一位研究中國古代GDP的先驅貝洛赫的研究成果，1840年中國人均GDP下降到206美元，同期英國為447美元，法國為310美元，日本為l78美元。麥迪森的估算要樂觀得多，按199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中國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l000年為450美元，1300年~1820年為600美元。但無論如何，人均GDP的下降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的人均GDP一直是軟肋，持續到現在。按照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早就超過日本，但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大約4000美元，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
中國的GDP增長大多是外延式增長，是人口與投資擴張的結果，農業時代是農耕區的擴張與精耕細作，而在工業時代是投資與產出擴張的結果。如今投資的邊際效率越來越低，拉動一個GDP需要的投資增量數倍于改革之初。打個比方，如同一輛急速行進的大車，靠單個投資引擎驅動，規模與慣性沖力越來越大，所需要的投資量越來越大。
中國GDP增長是數量型經濟體主導的結果，在轉向質量型經濟體的過程中，必須有代表經濟質量的數據，提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
有的代價是不可逆的，比如環境污染、長江源頭的沙漠化、黃河源頭的水枯竭，還有越來越極端的氣候、遭到嚴重破壞的古跡……所有這些都在提醒我們，中國的GDP增長，以強有力的行政權力為先導，以資源枯竭、環境污染與貧富差距為代價，支付了高昂的成本。某些地方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扣除環境成本、人員安置的成本、毀壞的財富，則經濟增長將下降一半以上。
強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高昂成本與制度轉型的困難，不僅可以讓我們少一些由片面的數據所養成的虛妄的傲慢，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什么樣的發展方式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是有利的，還可以彰顯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只有對本國的前途、本國公民的福祉、本國的環境負責的政府，才可能對國際事務負責。憑借這份擔當，中國不僅能夠引領全球經濟的步伐，還能夠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很不幸的是，從清初開始，中國的經濟體量在全球領先，卻沒有為全球貢獻更多的主流文化與科技成果。隨著經濟萎縮，文化也隨之萎縮，伴隨農耕文明的是對于先秦典籍鉆牛角尖式的解讀。在中國重回全球第二之際，中國不僅要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先者，理應以中西方文明的結合，向全球展示中國具有重塑全球文明、為全球文明提供全新動力的能力。
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意味著中國面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壓力主要表現在匯率、開放度與碳排放。
中國對美的順差與歐、美的出口戰略沖突，人民幣匯率會成為貿易摩擦的引線，不時點上火咝咝作響。西方從來沒有停止中國開放資本市場與政府采購市場的要求；而在極端天氣威脅人類生存之際，碳貨幣總有一天會成為主流。
考慮到所有這些成本，把這些成本公之于眾，既是誠信所需，也是降低中國壓力、恢復中國經濟真實原則上的必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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