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源爭奪戰已打響 各稀土主產地亂象仍存
半年內國家總理給予13次批示,南方五省區15市聯手監管稀土開發……一個產值不到400億元的礦業,卻成為了從國內到國際,地方到中央的熱議話題。
稀土作為“現代工業的維生素”,中國以占全球30%左右的儲量,一度“敞開大門”供應了國際95%以上的市場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了自己的產業發展戰略,“指令性”開采、控制出口配額之后,量減價升,中國稀土不再賣成“白菜價”。
產業發展戰略調整的背后,是國內稀土儲量日益減少,是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產生了矛盾,是亂采濫挖帶來了惡性競爭,至今,“盜采”、“超采”、“挑肥揀 瘦”及“走私”等現象仍在治理之中……而伴隨產業發展戰略的調整,各種形式的“抗議”接踵而至,同時,還引發了地方國企與中央企業的糾葛,導致產業發展、 稀土建儲等諸多爭端產生。
稀土話題持續“高燒”,部分敏感問題至今仍無明確答案。中國稀土儲量有多少？中國需不需要限制出口？中國在挾稀土而操縱國際市場嗎？中國稀土要不要國家儲備？中國稀土的開采整治、產業整合、環境與資源保護情況如何……裹挾了各方利益與價值取向的稀土紛爭,引起了眾多業內人士、學者、官員甚至中央主要領導的密切關注。
8月,沿著中國稀土產業“路線圖”,記者深入江西、廣東、湖南等稀土資源大省調查,試圖還原稀土爭端真相。
亂與治:稀土主產地的瘋狂
江西贛州,中國重稀土產量的主要來源地之一。
一腳踏進有“江西南大門”之稱的贛州龍南縣,“誰污染誰治理”、“促進稀土工業新發展”的橫幅隨處可見,崇山峻嶺之間,一些像蜘蛛網的PVC管爬滿山頭。
下車上山。記者看到,在PVC管的一些接點處,有白色液體緩緩流出,液體順水泥槽蜿蜒而下,最后匯入山腳的大池中。
“這個技術叫原地浸礦。”就稀土開采的“化學原理”,龍南縣礦管局局長廖振楠解釋,開采稀土礦時,往山頂灌入氨氮等化學溶液后,吸附在泥土（或巖石）上的稀土離子,遇到化學性質更活潑的離子時,便會被更活潑的離子置換出來。
將含稀土離子的液體提煉成稀土原料,還要經過沉淀、分離等數道工序。廖振楠稱,原地浸礦法是國家“八五”科技攻關項目,并被要求在全國同類礦山推廣。
這種技術,其實是龍南人在痛定思痛后的發明。
那時,稀土賣成了白菜價
原地浸礦法之前,南方“離子型”稀土礦開采主要方式為池浸、堆浸法,即砍樹除草、搬山浸泡取稀土。龍南縣委書記曾凡說,“'搬山運動’所到之處,山體、森林造遭到極大破壞。”
在龍南、定南、寧都等縣的青山綠水間穿行,池浸、堆浸過后的數處“黃土坡”格外醒目:山頂被削掉,變成了“禿子”;廢棄了的浸礦水泥池,橫躺在山腰……
“以前采礦,往往是'豬八戒吃西瓜’——吃一半扔一半,稀土浪費嚴重。”定南縣委書記鐘炳明稱,“搬山運動”所造成的“后遺癥”,正待政府根治。
不僅是資源破壞嚴重,亂采濫挖等非法行為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心病”。
在“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的年代里,贛州礦管工作一度失控。2004年,贛州取締、關閉稀土非法采礦點就達3000多個,搗毀浸礦池為2645個。
“重拳”還伸向了“官商勾結”。整治時期,贛州對多次為沒有銷售配額的稀土業主“放行”而私下收入“好處費”的數名執法干部給予重判,其中包括對龍南5個檢查站30多名稽查人員的“一鍋端”。
同時,亂采濫挖帶來了惡性競爭,稀土賣成了“白菜價”。到上世紀90年代末,稀土對贛州的貢獻為“負數”。
“那時,廈門鎢業的客戶來開會,只給了一萬元一噸的價格,我們下面的人就爭相開出九千九、九千八——像是只給丟了一塊骨頭,就瘋狂撲了過去。”贛州市經委主任曹曉秋稱,“那就是當年的贛州,守著金飯碗討飯吃。”
現年56歲的曹曉秋,已在贛州鎢與稀土行業摸爬滾打數十年。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當初,因為“治亂”不力,她到工信部去開會,還沒落座就被罵了個“狗血淋頭”。“不過,贛州現在控制住了——我到工信部去,也有人給我搬凳子了——而別的地方仍在亂采濫挖。”
作為重要的戰略性資源,稀土的亂采濫挖、產業無序發展、環境破壞嚴重、產品廉價出口等一系列問題曝出后,讓國家開始出臺鐵腕政策。2007年,國家將稀土生產計劃由“指導性”調整為“指令性”。曹曉秋認為,國家真正舉起稀土產業的“手術刀”,正是發端于這一次“指導”改“指令”。
像管制毒品、黃金一樣治稀土
在稀土“治亂”上,贛州“覺醒”得較早。
在其他一些地方仍處于“拳頭打烏龜”——整治時“縮頭”,整治后“伸頭”的時候,2004年,贛州開始對稀土資源實行“四個統一”。
當年12月,贛州市將8個稀土資源大縣的88個采礦證“化零為整”,由贛州市政府和這些縣以股份制方式,聯合組建贛州稀土礦業公司（下稱“贛州稀礦公司”）,對該市稀土資源統一開采,稀土礦山生產統一管理,稀土礦產品統一經營,以及稀土工業統一招商。
贛州稀礦公司副總經理謝志宏解釋,握有采礦權證的贛州稀礦公司通過勞務承包形式,把采礦工作承包給個人或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全程監管下,稀土原料交回贛州稀礦公司統一管理與定價銷售。并且嚴令禁止未經三級以上加工的稀土產品外流。
“以前,初級產品還可在市場自行交易,現在緊得很,分離企業的初級產品全部由贛州稀礦公司回購。”定南南方稀土公司副總經理林鋰德稱,即使贛州稀礦公司給出的價格低于自行找來的買家開出的價格,但是,“你的原材料由贛州稀礦公司支配,不賣給他怎么行？”
通過手握稀土產業鏈條上每一張“王牌”,贛州稀礦公司的“集權”催發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大躍進”。
2004年,贛州稀土和鎢土兩個產業僅實現產值10億元,僅僅5年過后的2009年,贛州鎢和稀土兩個產業就實現銷售總額150億元,形成了硬質合金及刀鉆具、稀土永磁材料及永磁電機、稀土發光材料和新型光源三大基地。
贛州計劃是,下一個五年,兩大產業要從“百億”往“千億”上“跳”。
“贛州模式”一度被前來檢查的官員稱為“管理稀土比管理毒品、黃金都更嚴格”。8月10日,南方五省（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稀土開發監管聯席會議在廣東河源召開。會上,贛州做的是“經驗性發言”,其他地方則是“表態性發言”。
“一個礦亂頻繁的地方,經濟不可能得到大發展!”曹曉秋稱。
“吃不飽”:稀土企業靠外地“走私”？
在贛州市下轄的龍南縣,10多家稀土工業企業2009年實現20多億元產值,從事稀土冶煉與分離的4家企業生產能力為6500噸。
而近年,國家每年給贛州稀土生產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是8500噸左右,贛州每年給龍南的指標為3000噸左右。
這意味著,龍南的冶煉分離企業每年存在3500噸左右的缺口。
“吃不飽”的問題還存在于贛州的另一個稀土工業大縣定南縣。近年,贛州給定南的指標約每年在800噸～1400噸之間。而在記者的調查中,地處定南的大華新材料公司和南方稀土公司,這2家企業開足馬力就需近5000噸/年的原材料。
不僅如此。在贛州60多家稀土加工企業中,16家冶煉分離企業產能就超過年3萬噸,8500噸的開采指標顯然不能滿足這些企業的“胃口”。同時,贛州剛過“百億”的兩大產業與“千億”理想路途遙遠,限額政策下,贛州稀土的供求關系越來越緊張。
缺口如何補足？
贛州一些業內人士“指點迷津”:大部分從福建、廣東、廣西等地“走私”而來。
稀土“走私”的現象已經引起各地政府重視,據記者了解,僅今年5月下旬至今,福建上杭關閉取締36家非法稀土礦開采點;廣西平南縣亦對4個反復非法開礦點進行了鏟除,摧毀堆浸池63個;廣東河源市關閉非法開采稀土礦點6個……
“說實話,在贛州,我們不可能介入到外地執法。對于原材料,我們的冶煉分離企業也搞不清具體來自哪里。”贛州稀礦公司副總經理謝志宏坦陳。
沒有任何保障的“非法礦源”,顯然不能支撐贛州稀土產業的可持續增長。“對于低層次、原料級別的企業,我們'不歡迎’。”謝志宏稱,“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將產業鏈延長、延長、再延長!”
各稀土主產地亂象仍存
目前,從贛州以外的各省區生產地情況看,稀土開采之亂仍未得到有效整治。
除非法采礦外,稀土屢禁難絕的有“超采”、越界開采、“挑肥揀瘦”式開采等,實際開采量往往是國家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的數倍。例如2007 年,國土資源部給南方稀土企業下達指令性限額開采量不到9000噸,但統計數據卻達到4.5 萬噸。
今年5月,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汪民在全國稀土等礦產開發秩序專項整治行動會議上指出,稀土等礦產陷入整頓、反復、再整頓的“怪圈”,一大要害是宏觀調控政策政令不通,一些地方不嚴格執行開采總量控制指標,實際產量遠遠超出國家指令性計劃。受地方、部門利益驅動,非法開采、亂采濫挖現象屢禁不止,既嚴重干擾市場,又嚴重破壞資源環境。
一方面是指令,一方面是市場。外界認為,稀土資源高度集中后,以地方政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身份,怎么“治超”、怎么有效管理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與國家利益怎么更好結合,這都需要探索。
“割據”與“整合”:跨區域的資源爭奪戰
同為“稀土王國”,與贛州的“強勢政府”比較,湖南稀土選擇了另外的路徑。
湖南稀土也以重稀土為主,分布較散,主要集中于郴州、永州、岳陽等地,民企、國企、當地礦務局三方均有參與開采。
湖南也是有色金屬之鄉。此前,因湖南郴州等地治礦不力,加之湖南有色金屬龍頭企業湖南有色金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湖南有色”）對本省有色金屬產業整合乏力,湖南“拱手”將資源轉讓給了央企——2009年底,湖南有色與中國五礦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湖南有色原為湖南省國資委控股,擁有鎢、銻、鉛、稀土等資源,轉讓后的湖南有色由中國五礦控股,持股比例超過51%。
“本地無先知”,對中國五礦寄予“厚望”的還有郴州、永州兩市。近年,當地政府亦相繼與中國五礦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支持后者整合當地稀土資源,而后者則許以投資承諾。
“我們從未停止在江西、湖南、廣東等地尋找合適的稀土并購項目!”中國五礦高層曾多次表示,希望進一步成為全國稀土領域的龍頭。
由中國五礦整合南方稀土產業,似乎也得到了國家的支持。
根據工信部制訂的《2009—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規劃修訂稿》,包鋼稀土、中國五礦、江西銅業被列為國家整合稀土行業的三家龍頭企業。
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這三大陣營的整合將直指向中國稀土“重心”所處的北、南、西三個方向:北方以輕稀土為主,主要集中在內蒙古包頭市白云鄂博鐵礦,屬伴生礦。南方以重稀土為主,較為分散,分布在江西、湖南、廣東等地。另外,西部稀土以氟炭鈰礦為主,主要集中在四川冕寧。
稀土產業正上演“三國演義”,目前進展是:北方,包鋼稀土已形成絕對壟斷;西部,四川稀土被江西銅業（占56%股份）拿下;南方稀土相對分散,但也各有 其主,廣東稀土掌握在廣晟有色（實際控制人為廣東國資委）手中,湖南稀土已由中國五礦掌控,而江西稀土則牢牢撐控在贛州稀礦公司手中。
盡管中國五礦對整合贛州稀土“摩拳擦掌”,且已在贛州投資了尋烏南方、定南大華、定南南方、贛縣紅金等冶煉分離企業,但江西方面似乎仍對五礦“信心不夠”。
據記者了解,中國五礦被江西有關方面認為是“貿易起家”,經營稀土的時間短,技術優勢不明顯。另外,中國五礦“低價位”拿下江西鎢業后,從此再無鎢業領域相關投資,有人擔心,地方稀土業也會如此淪為央企的“打工仔”。
有知情人士稱,江西省政府目前正啟動與中國鋁業的合作,支持后者對江西稀土、鎢業的重組。至于贛州,去年10月,五礦方面一度跑到江西省政府“告了贛州一狀”,斥責贛州稀礦公司不給其冶煉分離企業配額（原料）。
對此,贛州有關部門人士稱,中國五礦在贛州,仍停留在加工的初級階段,而本地孵化出來的許多企業,都能到深加工的三級、四級產品。
“地方政府會更多考慮產業平臺、科技創新、可持續發展這一塊,而央企不可能做到;稀土資源開采的分散性、復雜性,必須依靠地方政府來管理;指令計劃下的整合不是一條好路,一定要有適度競爭。”曹曉秋稱,“（如果）只由一家央企來控制重稀土,絕對'完蛋’!”
中國五礦的“攻城掠地”,并非僅止步于江西。
去年6月,四川冕寧稀土礦,在經歷一年多的“糾結”后,迎來的“東家”并不是“眾望所歸”的中國五礦,而是江西銅業。
同樣的事還發生在今年8月,湖南稀土金屬研究院“婉拒”了中國五礦的并購要求,轉而尋求與有風電行業標桿企業——湖南湘電集團合作。湖南湘電集團董事長周建雄解釋稱,公司風力的發電機項目每年對稀土元素的年需求量大。
值得指出的是,自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稀土出口配額制度后,國外部分企業也開始在中國尋找“源頭”。在南方,一些美國、日本的知名電子企業入駐贛州;在北方,有50家外企將其生產線前移至包頭稀土高新區。
國外企業與國內稀土業謀求直接合作,這引起了一些警惕,不少業內人士指其實質為“市場換技術”。
曹曉秋稱,贛州稀土甚至全國稀土的“軟肋”的確在技術,對于招商進來的外企,“我不僅要看它的資本,還要看它的技術,看它做到產品的哪一級。所以,我再三跟中國五礦（相關負責人）講,不是不合作,在適當的時候,我們遲早會走到一起——有資源、有技術、有高質量的產業鏈,（我們）才能共同'叫板’國外!”
稀土三問
中國稀土的儲量,多種說法,相差極大,具體數據屬“國家機密”,但不知儲量,如何規劃開發？
稀土建儲,“北方得到支持了,南方為什么得不到？”建儲究竟是國家戰略層面的事,還是企業的商業規劃？該不該建？怎么建？誰來建？
稀土限額出口,外國施壓,國內一些企業也在喊話:“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賤賣”。稀土價格究竟是貴是賤？誰說了算？
儲量究竟是多少？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是鄧小平在1992年說的一句話,如今被媒體高頻引用。
其實,在這句話的后面,鄧小平還有明確的指示:“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辦好,把我國的稀土優勢發揮出來!”
中國稀土有多少？外界眾說紛紜,包括官方給出的數據了也不盡相同。
去年11月,商務部研究院商情處公開的數據顯示:至2007年底,全國保有稀土資源儲量為8468萬噸。
而2008年,國土資源部統計年鑒顯示,國內探明稀土儲量約7000萬噸。
在歐美各國,探明儲量是指對測定儲量及推定儲量的總和。在中國,探明儲量則指礦產儲量分類中開采儲量、設計儲量與遠景儲量的總和,而保有儲量是指探明儲量減去動用儲量所剩余的儲量。
照理,探明稀土儲量應略高于保有儲量,而兩家國家權威部門公開的數據顯示,保有儲量反超探明稀土1000余萬噸。
民間也有自己的說法。2009年11月,中國稀土學會第五次代表大會釋放出來的聲音是:目前,全球稀土資源總儲量為8800萬噸,中國稀土資源儲量占全球的31%（約2728萬噸）,俄羅斯占22%,美國占15%。
歐美的統計方法不一樣,得出的結果亦大相徑庭。
2005 年底美國礦物部公布的數據,全球累計探明稀土工業儲量為1.54 億噸,中國在其中所占比率約58%,即約8932萬噸。
今年7月,美國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該國國會提交的一份名為《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條》的報告稱,2009年,中國稀土探明儲量為3600萬噸,占世界36%,產量則為12萬噸,占世界產量的97%。
令外界眼花繚亂的還有地方的統計。
包頭官方多次稱,包頭稀土已探明儲量達7900萬余噸,占全國總儲量的85%以上,占世界總儲量的40%。而包頭稀土高新區對外公開資料稱,中國稀土已探明資源為全球的66.7%,包頭占全球的54.2%。
贛州亦是。在贛州今年發布的《稀土產業發展指導意見》中稱,贛州的離子型稀土（又稱“重稀土”）礦已探明儲量約47萬噸,占全國離子型礦產儲量的40%左右,遠景儲量約940萬噸。
商務部研究院商情處公開的數據是,全國重稀土探明儲量81萬噸,其中江西59萬噸,占全國同類礦的72%;而在國土資源部2008年統計年鑒中,國內探明的重稀土礦共有805萬噸,其中江西283萬噸,占35%。
江西僅贛州一地公布的重稀土遠景儲量就達940萬噸,遠高于國家相關部門提供的結果。探明儲量是一個國家進行礦山建設、制定國民經濟計劃、合理規劃工農業布局的重要依據。怎會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探明儲量及開采量是一個動態變化過程,統計的來源與口徑也不一樣。”湖南稀土金屬研究院總工程師俞鐵輝對記者稱,“實際上,探明儲量本身就是一個估計數字,都不準確。”
按稀土現行管理制度,探礦、采礦權歸屬國土資源系統內的礦管部門,國土資源系統發布的稀土資源儲量應該更具權威性。據了解,上世紀90年代,國土資源部門就重稀土開采方面下發了104本采礦證,此后約20年時間再無發證。一方面出于整治需要,但另一方面,這20年間是否有過詳細摸底？
“你的'家底’會讓人知道嗎？”就此問題,在電話里,國土資源部的一位官員在反問記者后稱,這屬“國家機密”,國土礦產部門鮮少對外去說到底有多少儲 量,國家和地方對外招商引資時,可能會給出一個參考數據,“今年,國土資源部正在搞一個礦產資源勘查、規劃調查,這輪調查后,應該會給國家一個比較準確的數據。”
究竟是“保密需要”還是探礦難度大、相對準確的儲量根本就拿不出？數據“不靠譜”,“家底”外人不知道,但“家里人”是不是很清楚？
稀土要建儲嗎？
“危機即機遇。”
2008年12月,北方輕稀土巨頭——包鋼稀土聯合其他7家企業共同組建了包鋼稀土國際貿易公司（包鋼稀土持67%股份）,對礦石型、原料型、產品型3種稀土原料產品實施儲備,實施統購統銷,旨在穩定原料市場價格、消除惡性競爭。
公開資料顯示,一年多的時間里,包鋼稀土國際貿易公司動用金融杠桿,“砸”進去的資金超過20億元。
外界評述,包鋼稀土“自掏腰包”實施儲備,更多地顧及了企業利益。
為爭取政策傾斜,以“戰略儲備”的名義,包鋼稀土開始向相關決策層“要支持”。2010年2月9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同意了包鋼稀土“關于實施包頭稀土原材料產品戰略儲備的方案”。
根據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批復:包鋼稀土的儲備資金由企業自行承擔,自治區、包頭市分別給予1000萬的貼息支持,余下由母公司包鋼集團貼息。
作為國家整合稀土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上述批復被外界解讀為包鋼稀土在北方承擔起了國家戰略儲備的職能。
對此,南方稀土企業“頗有意見”。他們稱,相比于北方的輕稀土,南方的重稀土儲量更少、更具戰略儲備價值,“北方支持了,南方為什么得不到？”
幾乎與北方輕稀土同時收儲的,還有南方的贛州稀礦公司。
2009年初,按照“政府調控、企業收儲、銀行貸款、財政扶持、市場運作”的原則,贛州市政府牽頭擬籌資18億元（后實際投入約10億元）,由贛州稀礦公司具體操作,對重稀土原礦及各類稀土分離產品進行“戰略儲備”。
贛州收儲亦曾向國家相關部門表達類似“需要支持”的聲音,但沒有回聲,曹曉秋稱,“國家不給政策、不拿錢,只好自己投。”
就政策“偏向北方”的原因,國家工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解釋,“包鋼稀土屬伴生礦,隨鐵礦開采（每100萬噸鐵礦石中約含5萬 噸稀土）,除國家定額生產外,余下稀土存放于尾礦壩中,造成資源的二次貧化;而南方是離子型礦,可以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儲存地下,以備需時。”
上述官員稱,贛州稀礦公司甚至包鋼稀土的收儲,更多體現于企業（區域）戰略而非國家戰略,它更類似于市場行為下的商業儲備,“對待這個事（稀土國家建儲）,民間很活躍,國家很理性。”
“活躍者”依據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紛紛建立起戰略資源儲備制度,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部分擁有稀土資源的國家,限制或停止開發本國的稀土開 采,轉而從中國進口;據稱,資源貧乏的日本在獲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派上用場,而是將這些足夠使用數十年的資源用來“填海”。
盡管稀土建儲的呼聲不絕于耳,但國家層面上的制度性建儲目前沒有被提上日程。
在記者的調查中,業內認為“目前暫未建儲”原因有三:一、量方面,中國稀土資源相對富足,不可能“緊捂”資源不發展,同時,相比于銅、鉛、鋁等其他動輒 千億級的“航母”產業,稀土的總量小、話語權不夠（目前國內稀土產業年產值不足400億元）;二、應用方面,全球稀土大約90％左右為民用,國防和尖端科 技的需求小;三、市場方面,收儲不當會導致產能調控失衡,甚至引發市場劇烈波動。
事實上,毋需中國國家物資儲備局出手,包頭與贛州兩個地方同時發力,稀土“經濟安全”就立馬得到保障——2008年-2009年,受金融危機下的“大幅 拋售”影響,稀土產品價格一度暴跌40%～60%,而在包頭與贛州收儲一年后,稀土開始獨立于其他金屬,價格開始探底回升,目前仍處于歷史高位運行,且呈 溫和上漲之勢。
例如,氧化鐠,從5萬元/噸漲至15萬元/噸,氧化鈰,從1萬余元/噸漲至4萬元/噸……一系列“高拋低吸”后,包頭與贛州的收儲,也攢了個“盆滿缽滿”。
為何限制出口?
國內企業收儲,也許是金融危機下的“臨門一腳”,稀土價格上漲的真正推手,在于扼住了關稅和配額這兩道“咽喉”。?
“指導性”變“指令性”后的2008年11月,商務部對釔、銪、鏑、鋱等元素出口關稅上調到25%,其他稀土元素產品均上調至15%;同年12月,對此前不征稅的金屬鏑鐵和釹鐵硼又追加20%的出口關稅。
2009年,國家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業發展的專項規劃(2009-2015年)》,更是明確提出2009年—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過3.5萬噸。
商務部公開的數據顯示,2001年-2007年,我國稀土產品出口量維持在6萬～8萬噸之間;2008年因市場萎縮,出口配額為47449噸;2009年為50145噸;2010年的出口配額降至為30258噸。
2009年3月,國土資源部下發通知,稱2011年前原則上暫停受理新的鎢礦、銻礦和稀土礦勘查、開采登記申請。
多道“金牌”下發后,中國稀土不再是“白菜價”。對于習慣于使用中國廉價礦物質的生產制造商而言,這些游戲規則的改變如同“當頭棒喝”。
今年8月底,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日方提出“希望稀土占全球產量90%以上的中國放寬出口限制”;之前的8月初,首屆中國稀土峰會,美國稀土權威人士杰 克·利夫頓就“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額比去年減少了近40%”要求中方給予解釋;而在此之前,部分稀土進口大國輿論“一邊倒”,呼吁政府向中國表示抗議,更有 一些企業向WTO發起投訴……中國稀土似乎正遭遇一場由“出口配額”引發的“國際爭議”。
中國在挾稀土而操縱國際市場嗎？
7月底,美國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美國國會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條》中稱,2009年,中國稀土儲量為3600萬噸,占世界36%;產量則為12萬噸,占世界產量的97%。與之形對比的是,美國2009年的稀土儲量為1300萬噸,占世界13%,產量為0;俄羅斯儲量為1900萬噸,占世界19%,產量為0;澳大利亞儲量為540萬噸,產量為0;印度儲量為310萬噸,占世界3%,產量為0.27萬噸,占世界2%。
不是中國在“獨享”稀土資源。
一系列稀土大國“產量為0”的背后,一方面是這些國家“雪藏”自身資源,另一方面,中國稀土如潮水般的資源、白菜式的價格,大可不必自身開采。
“中國以1/3左右的儲量,供應全球90%左右的生產,非常態。”在采訪中,大多官員與業內人士對國家收緊稀土出口配額持肯定態度,他們認為,不管是環境保護需要,還是結構調整需要,中國有權提出自己的產業發展戰略。
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也有一些行業人士認為,“不能過分限制出口”、“出口政策不宜頻繁變動”、“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賤賣”、“出口有利于加強國際合作”等。
他們“底氣不足”的原因有:美國莫利礦表示要重啟已經荒廢將近20年的加州山口稀土礦,加拿大阿弗龍稀有金屬公司試圖在加拿大西北部開發新礦,澳大利亞 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公司準備開發稀土礦藏,加拿大西部礦業集團也拿到了南非稀土礦的開采權……另外,一些發達國家還發出了“尋找稀土替代產品” 聲音。
認為“出口政策不宜頻繁變動”的觀點,主要來自企業界。一些官員與專家指出,出口減少、國際參與企業增加、競爭壓力加大,原有粗放式的“寡頭模式”將被顛覆,影響了一些企業和地方的“既得利益”。
針對目前尖銳的“出口限額”問題,也有一些專家認為,籠統將17種稀土元素定位于戰略資源有失偏頗,國內輕稀土儲量相對較多,其中鑭、鈰等元素含量高 （個別元素含量超過60%）,應用主要為民用,可以適度放開;重稀土儲量相對較少,其化合物中镥、釔、鋱等元素含量低（部分元素含量低于1%）,用于滿足 國防戰略及尖端技術需求,要嚴格控制,“出口限額政策是對的,但我們可以做得更有策略、更有主動性,比如鑭、鈰等元素明年給他們增加5%、10%也未嘗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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