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的利弊關系應辯證分析
重商主義，也稱作“商業本位”，是16至18世紀歐洲最流行的政治經濟體制。其信念是：一國國力基于通過貿易順差－－即出口額大于進口額－－所能獲得的財富。是16～17世紀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體系，反映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也可概括為以金銀貨幣價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說。
人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從根本上反映出對該理論出現了認知上的分歧。積極反饋方認為：本幣升值，帶來負面影響——沿海出口加工業將受挫，出口商品價格優勢不再明顯，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而國外商品將具有價格優勢，擠占國內企業生存空間，進而工廠倒閉，人們失業，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反之，人民幣貶值，被認為從理論上與之正好相反。
同時，消極反饋方以升值帶來時空效應看好本幣升值，肯定人民幣升值存在積極作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入超”國意味著獲得更多資源分配，為國內產業質變注入外部推動力，提高國民經濟總量。如某國貨幣實時對美圓升值并存在升值預期，會暫時打擊某國出口產業，加快熱錢流入速度，但是另一方面，某國居民可以以等價買到更多商品，同樣增加某國經濟總量。從長遠來看，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大于負面作用。根據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本質，需要依靠匯率支撐出口的企業在本質上已經不具有了生存的價值，匯率的變化可以引入世界等水平競爭，淘汰落后產能，留下具有競爭力的企業。
以我國出口制造業為例：人民幣升值削弱出口企業國外競爭力，使貿易重心轉入國內，與國外先進企業產品同時進入國內展開撕殺肉搏，淘汰一些技術含量低、管理制度落后、創新能力弱的企業。那些敢于自主創新、敢于加大科技投入的企業存活了下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國民享受到更加廉價的產品，經濟總量進一步加大。引入競爭機制是倒逼企業創新變革的動力。對待一個在父母襁褓中長大的孩子，讓他到社會大環境中經歷社會洗禮可能會讓他暫時受到挫折和打擊，但從孩子的長遠發展來看利大于弊。
那么，是否為了經濟長遠發展升值就應該一步到位呢？1985年9月日本政府公布“廣島協議”，主要內容是提高了匯率的靈活性。不出兩年，日元對美元和歐洲貨幣迅速走強，兌美元匯率從240：1升至120：1。隨后，日本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在熱錢推波助瀾下產生了巨大泡沫，股市直沖四萬點。危機關頭，華爾街嗅出時機，傾巢而出，動用巨資，大肆賣空日本，NIKKI一路狂跌致一萬點，日本金融界吐血，股民跳樓，房市蹦盤，經濟自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走出衰退的陰影。當年日本犯了明顯的冒進主義的錯誤。我們需要提高危機意識，因為歷史輪回的車輪永不停息。正如溫總理（2010年10月6日，布魯塞爾）說的：“人民幣升值過快對世界是災難。”
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式讓國人擔心更甚：流動性過剩、產能過剩、樓市過熱、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加大，這時候人民幣快速升值無異于火上焦油，給經濟的火山口增加能量——熱錢會蜂擁而至，使國內資產進一步升值，作大資產泡沫。國內經濟矛盾在于：一是實體經濟發展陷入瓶頸，二是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三是面臨通脹壓力。保增長、調結構、轉方式、擴內需等發展方式，簡而言之就是進一步市場化，改革并擺脫計劃經濟束縛。
綜合眾多因素，我們應該采取“拖”字決，實行人民幣可控制范圍下的緩慢升值，國家采取的漸進升值的政策是符合時事的英明之舉。然而，如何把握這個度是一切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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