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比想象的嚴重
導讀：最新一期的美國《商業周刊》于2011年8月1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標題為“為什么債務危機比想象的更嚴重”。文章認為，美國的財政危機并不僅僅局限在債務危機，由于過度消費和老齡化問題，美國經濟形勢非常嚴峻，現在需要在稅收、支出等多方面進行改革。
有人曾這樣設想美國的債務問題，回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正在快速的削減負債，那時還有人擔心政府發債量太少，會不會惹出什么亂子。如果之后沒有兩場戰爭，2001年和2003年沒有實施稅收減免政策，并且房地產泡沫沒有破滅，也沒有隨后的經濟危機，那么現在美國的財政狀況一定非常良好。如果一定有什么麻煩的話，那就是華盛頓的政治混亂，只要共和黨和民主黨把它們的政見分歧同財政支出、稅收和債務上限這些問題區分開，一切都將恢復正常，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還是讓我們先仔細分析一下國債。用國債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非常不恰當，因為它只著眼于過去，是政府所有債務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準確評估一個國家未來幾代的預期收入和支出，所顯示的結果將更糟。
其實國會是否能在8月2號提高債務上限意義不大。確實，如果不提高債務上限，會影響美國的信譽和全球的經濟，但是同美國長期的經濟穩定相比，這簡直不值一提。迅速提高的人均醫療費用，不斷加速的老年化進程，這些威脅經濟發展的因素將一直持續到這個十年結束，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小布什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邁克爾-斯金(Michael J. Boskin)就說：不可持續這個詞并沒有真正反映問題的嚴重性。
奧巴馬總統和眾議長約翰-博納提出削減4萬億美元債務的議案，很快被參議院予以否決，可是就算能夠通過，也挽救不了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六月份公布的一個分析報告表明，若將現有的負債和GDP之比維持到2085年，美國需要一直保持年均8.3%的經濟增長率，又或者需要削減15萬億美元的負債，不管是通過減少支出、增加稅收還是二者兼而有之，這都是奧巴馬和博納設想的3倍還多。
由于美國沒有嚴肅的承諾削減赤字，因此就算債務上限在8月2號提高了，評級機構還是可能降低美國債券的3A級別。雖然我們可以避免違約，但是誰又能知道兩黨達成協議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
我們的經濟術語也存在問題。華盛頓希望平衡預算的人恐怕都讀過《財政術語相對論》，它是由波士頓大學經濟學家Laurence J. Kotlikoff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Jerry Green于2006年共同纂寫的一篇論文。作者稱，現在的會計師和經濟學家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獲得了靈感，測量值的多少要視坐標軸而定。比如稅收和赤字，就可以通過坐標的改變，造成不存在的錯覺。
國債就是一個相對概念。財政部每天都會準確的計算國債的金額，7月25日的國債低于14.3萬億美元，沒有超過債務上限。但是什么可以算作國債則是一種政策選擇，比如公眾持有的美國債務，并不包括預期支付給老人的社會保險。假設不是通過工薪稅繳納社會保險，而是讓勞動者用這些錢購買社會保障部的債券，他們會在退休以后贖回哪個？如果這么安排，那么現期和預期的現金流都將非常準確，可是因為形式發生了變化，公眾持有的債務將大幅度上升。光看這一個數據，就知道兩黨為所謂數據可靠的預算進行爭吵有多么可笑。
國會預算辦公室提出的財政缺口的測量方法是一個較為合理的計算方式，它比國債更加準確，也更有警示作用。波士頓大學的Kotlikoff將這個分析從2085年擴展到無窮，這樣可以避免坐標選擇的問題。遠期的權重非常小并趨近于零，因為時間價值無法計算。最后通過所有預期支出的凈現值減去預期收入的凈現值，Kotlikoff計算的財政缺口是211萬億美元。曾于2003年到2005年的擔任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Douglas J. Holtz-Eakin并不同意這種計算方法，因為結果包含了太多不確定的假設，但是他也表示如果從定性角度考慮，Kotlikoff是正確的。
這就意味著，這么多年以來我們一直走錯了路，即便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華盛頓在為減少債務而歡呼的時候，通過財政缺口法計算的結果，政府也已經負債累累。我們給了老年人太多的福利保障，而讓戰后嬰兒潮一代承擔了太多的義務，15年后他們也將退休，老齡化趨勢已經勢不可擋了。美國社會正處于一個拐點，老年人可以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利，讓年輕一代承擔更多的義務，而老年人享受的權利卻不能在年輕一代復制。Kotlikoff說，其實我們早就處在這種狀態了，他擔心美國會變成下一個阿根廷。要知道阿根廷曾經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可是因為一個世紀來的管理不善，現在它變成了中等偏下收入國家。
老年人總是被提醒，任何試圖調整現在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做法，都是對現有福利政策的攻擊，是不公平的。最近一封來自聯邦退休保障工作組的來信這樣寫道，讓自由主義者停止攻擊社會保險信托基金，民主黨的選民也發出了同樣的聲音，他們還據此來抨擊共和黨。這就難怪，奧巴馬和博納關于社會福利的談判，被他們各自的政黨否決了。結果就是不管參議院還是眾議院，關于債務上限的議案都沒有提到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
今年4月，商業周刊有一期封面是一只打鳴的公雞，配的標題是“別和債務上限過不去”，不過華盛頓并沒有聽進去。數月來的混亂，讓持有美國國債的國家和投資者心神不寧。在信用違約互換市場上，賣空美國主權債券違約的成本盡管很低，但已經比去年增加了70%，并且是瑞士國債的兩倍。
如果長期的大規模辯論可以達成一個有意義的協議，那么就算痛苦也是值得的，可是展開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對這個國家來講，還不如什么都沒發生。華盛頓現在的僵局讓投資者們憂心忡忡，7月14日，標準普爾發表聲明，他們將美國國債放入可能降級的觀察名單之中，并列舉了政治僵局提高了違約風險，同時指出美國現在只關心中短期的財政穩定而缺乏長遠打算。
Jp摩根的經濟學家7月26日表示，持續惡化的美國財政(并不僅僅是債券等級下降)有可能使美國國債利率提高0.6到0.7個百分點。摩根大通固定收益策略部門全球主管Terry Belton說這就意味著美國政府每年要多支付1000億美元的利息費用，這些錢將從購買其他商品和勞務的經費中扣除。
到底要削減多少財政支出、增加多少稅收入如，很少有宏觀經濟學家會在意這樣的政策組合，可這恰恰是華盛頓現在最關心的，這個重要的數字對他們而言就是協議的規模。很多提案都希望削減4萬億美元的赤字，這樣可以暫時穩定負債與GDP的比值，安撫可憐的債券投資者。當然如果收縮政策實行的過猛，可能會拖累經濟增長，尤其是現在失業率已經高達9.2%。
經濟學家Holtz-Eakin說：我不是一個軟弱的凱恩斯主義者，任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應該小且是值得的。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在2013年以后在改動預算，因為那時經濟狀況會好一點。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首席經濟學家伊恩-謝菲爾德就表示，美國不需要短期、激進的緊縮政策。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認為，短期內經濟需要更多的刺激。他們的邏輯就是，讓經濟恢復增長，增加稅收比削減開支更有效。不過關于債務上限的討論，只是對宏觀經濟沒有多大影響的權宜之計的話，那么他們的辯論沒有意義。
如果美國長期的預算問題非常小，則可以按照共和黨的做法削減支出，又或者遵照民主黨的做法增加稅收。但是當問題很大的時候，就必須把兩種方法混用，不管是Bowles-Simpson委員會還是Domenici-Rivlin委員會，很多無黨派團體都這么認為。
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正在努力阻止任何有可能提高稅收的法案，因為他們認為附加稅是工作殺手。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像現在這樣的需求萎縮的年代，提高附加稅并不比削減支出減少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解雇聯邦職員或者取消采購計劃，這樣削減的支出將使經濟中的需求減少同樣的金額；而增加一美元附加稅，尤其是對一些高收入的人來說，需求降低則少于一美元，因為人們交的稅有一部分是用來儲蓄的，只有一部分是用來消費。布魯金斯研究所稅收政策中心的Roberton Williams最近在自己的博客寫到，如果議員們堅持把附加稅說成為工作殺手，那他們應該把增稅和削減開支同等看待。
顯示14,342,841,083,049.67美元的債務是非常好，這可以讓大家知道美國現在的處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國會預算委員會主席Bill Frenzel說，這樣貸款者知道他們借出了多少錢，也知道他們希望收回多少錢。與此相比，財政缺口反應的是預期支出和收入的差額，盡管這個數字看起來讓人泄氣，不過我們必須要改變它，因為現在的趨勢是不可持續的。改變的越早，過程就越緩和。從70邁開始減速，總比撞到墻上好。
可喜的是，這臺高速運轉的汽車還有制動系統。取消稅收抵扣項目將擴大可納稅收入，從而增加財政收入。在支出方面，改變現在醫療衛生的過度消費和無效率已經刻不容緩，同時削減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保險的支出，畢竟只讓年輕人承擔所有的義務不公平。
現在華盛頓充斥著憤怒和混亂，這個時候要達成什么協議真的很困難，但是從過去苦澀的教訓我們應該警醒，以公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在此基礎上協商并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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