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經濟制裁影響分析 抵制日貨作用幾何
圍繞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事件，中日關系被推到風口浪尖。雙方政界、軍隊和民間都在密集表態，顯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中日關系可能要跌到深谷。在國內政治和社會壓力之下，中國采取反制措施是必然的。一般認為，中日摩擦不太可能發展為軍事沖突，通過經濟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認為是諸多配套措施中極為可行的一種，因為這比軍事沖突更可行，影響更大也更持久。但如果中國真的開始對日經濟制裁，會在哪些方面產生影響？有多大影響？
日本經濟不可能離開中國 中國抵制有底氣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經濟合作在競爭與摩擦中不斷加深。截止到2011年，中日貿易額接近3500 億美元。中國成為日本第一貿易國，中日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20%以上。中國成為日本經濟復蘇和前進的最主要動力。
日本大量的商品賣往中國，到2006年底，中國一度僅次于美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日中貿易占到日本外貿總額的17.2%，僅比日美貿易額少0.2 個百分點。據統計，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對華貿易依存率(對華進出口貿易額/總進出口額)始終低于5%，而中國的對日貿易依存率始終高于16%，這表明邦交恢復后的前20年，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是一種非對稱關系，即日方居于主動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
近年來，中日的角色在逐步發生改變。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中日貿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為15.5% 后一路逆轉，2010年已變成日本對華貿易依存率為20%，中國對日貿易依存率為11%。這意味著中國在中日經貿關系中長期被動的地位已經改觀。從中國海關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2012年1至7月中國對日本出口863.0億美元，增長6.7%，占我國對外出口總額的7.6%。同期我國從日本進口1045.9億美元，下降5.2%， 占我國進口總額10.1%。這說明我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依賴度總體較低，且低于日本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從日本海關的統計分析可得出同樣的結論，2012年1至6月日本對中國出口737.2億美元，占日本出口總額的18.0%，同期日本從中國進口913.4億美元，占日本進口總額20.5%。這說明日本對中國市場依賴度無論進口還是出口均高，且大幅超過中國對日本依賴度。
除了對中國經濟高依賴度以外，日本經濟本身就存在薄弱環節。“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正在國會緊鑼密鼓推銷的‘增稅方案’存在明顯漏洞，很可能落空。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嚴重，日本家庭儲蓄將歸零， 財政發債購買力不足等問題將浮出水面。”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說。同時， 中國持有大量日本國債。中國商務部網站援引《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財務省、日本中央銀行公布的國際收支統計顯示，中國持有的日本國債(包括短期國債)額正急速擴大，截至2011年底持有額達史上最高的18萬億日元，較上年增長71%。中國的持有額自2009年起急速增長，2010年超越美英成為日本國債的最大持有國。金柏松直言：“日本經濟‘命門’在于國債危如累卵，而中國掌握‘一根可以壓倒駱駝的稻草’。”
在不少專家看來，我國已具備經濟制裁日本的實力，并且時機已經成熟。日本經濟從1992年至今，除了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基本處于低迷和衰退狀態。日本政局的頻繁更迭，執政理念不斷變化，日本經濟也跟著失去了方向。日本企業競爭力也呈逐年下降趨勢。
對日經濟制裁切口
中國一直非常慎打經濟牌，扣動經濟扳機前更是權衡利弊和時機。觀察人士認為，中國一旦被迫扣動經濟扳機，不可能盲目射擊，會精心挑選“靶心”， 盡可能選擇對日方具有較大殺傷力、對己方具有較小損傷的目標，確定日本的“七寸”，擊中“七寸”。日本的制造業、金融業及特定對華出口產品、投資企業、進口戰略物資等，都有可能成為目標。中方射出的“子彈”也將是“組合式”的，不會是單一的“彈種”。
第一，市場。綜觀中日之間的經濟數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部研究員姜躍春分析，如果對日進行經濟制裁，首先就要從市場切入。“日本國內市場處于飽和狀態，產品主要靠外銷，美國市場由于次貸危機導致不景氣，歐洲還未度過歐債危機，日本現在主要依存的就是亞太市場，而亞太市場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國，所以一旦實行經濟制裁，就要打市場這張牌。” 日本經濟已顯得疲憊不堪，在此情況下，中國消費者抵制日貨，極有可能誘發日本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及日元危機。
第二，戰略資源。戰略資源是能夠有效制衡日本的一張“經濟牌”。以稀土為例，稀土等戰略資源是發展高端制造業、生產高端工業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中國的稀土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23%，承擔了世界90%以上的市場供應。而在2009年之前，日本稀土資源的90%以上都要從中國進口，在2010年日本非法扣押我國漁船船長事件發生后，我國就暫停了對日的稀土出口，極大打擊了日本制造業。這一痛過后，日本才開始向更多國家開發稀土，實現稀土的多渠道供應。除了稀土，鎢、銻、鎂、鈦這些主要依靠中國進口的金屬資源，也可作為對日經濟制裁的切口。
第三，汽車零部件。日本汽車是日本經濟的精銳，影響極大，一旦遭到制裁會波及日本經濟更深、更廣領域，對日本經濟打擊也很大。專家分析，禁止日本汽車零部件進口，還可以迫使國內日本合資汽車企業制造合資自主品牌汽車，采購國內零部件，同時給國內自主品牌汽車生存爭取一定發展空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馮昭奎介紹，我國每年從日本進口的原裝汽車數量并不多，比重不過20%左右。而日本出口的70% 都是中間產品，是汽車制造產業鏈中處于高端核心的零部件。假如對純粹日本進口的核心零部件進行經濟制裁，對日本的打擊是很直接的。比如日產汽車的變速箱都是100%從日本國內進口的， 一旦制裁，整個生產鏈就將斷裂。
第四，旅游業。據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介紹，2011年中國赴日游客人數為104.35萬人，比上年大幅減少26.1%(受日本地震影響)。而今年1至7月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達到94.76萬人，增幅為72.3%。7月游客人數同比增長一倍以上，單月游客人數首次突破20 萬人。日本“購島”風波以來，中國公民赴日旅游人數已經銳減。國內最大的組團日本游批發商之一中國康輝旅游集團原本為紀念中日建交40周年向日本輸送5 萬游客的計劃也宣布終止。
市場和民間自發的抵制正在形成經濟制裁效應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公開表示，市場和民間自發的抵制正在形成經濟制裁效應。
除了日本旅游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購島” 事件升溫以來，淘寶網(微博)內的一系列日本品牌最近7天的銷售量也明顯下滑，如索尼電視機成交指數下降了81.7%。《環球時報》報道，9月17日，日本佳能、松下等在華日企宣布暫時關閉在華工廠，有部分日企開始撤離日籍員工及家屬。美國財經資訊網站“市場觀察”稱，在日本提出“購買”釣魚島的計劃后，中國民眾“抵制日貨”的行動在各地開展。這股強大的壓力給松下、佳能等日企帶來的經濟損失慘重。報道稱，在被中國網民列入首批抵制對象后，業績已經大幅下降的松下等雪上加霜，其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已跌至0.4%。東芝、三洋等日系品牌的占有率也跌至1%以下。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制造業巨頭2011年度均出現巨虧，現在中國國內的反日活動更令日本企業界擔憂。日本雅虎網站稱，由于中國民眾的抵制日貨運動，造成日系企業各公司的銷售額近來降低了20%－40%。8月份以來，日系汽車的市場銷售比同期減少2%，而中國整體汽車銷售量增長11%。《韓國經濟》援引日本官方統計稱，去年日本對中國出口額占到其全部出口總額的20.6%，如果中國國內的抵制日貨行動持續下去，將不可避免地對日本經濟生成巨大打擊。日本《朝日新聞》9月17日稱，短期內在華日企經營遇阻已成為定局，這讓日本經濟又蒙上一層陰影。
經濟全球化“日貨”難辨 抵制遭遇尷尬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先生曾經針對2005年在中國爆發的 “抵制日貨”事件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他將中國民眾“抵制日貨”的行為概括為“盲目抵制”，并進一步指出所謂盲目抵制日貨有幾種表現：“一是‘逢日必反’，只要是日貨一概抵制；二是抵制的方式不限于自己不買或不賣日貨， 而是對別人使用或經銷日貨也加以抵制甚至損壞；三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日本在華企業或商業行為進行攻擊。”借鑒劉江永先生的觀點，在整個“抵制日貨” 事件的過程中，人們的抵制行為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感性的抵制行為和理性的抵制行為兩大類，不同的抵制行為自然也會對經濟全球化下中日經濟的博弈產生不一樣的影響。
感性的抵制行為主要是指對凡是貼有日本商標的產品一概抵制，同時，抵制的范圍從自己到他人不斷擴大，抵制的方式也不僅僅是不買或不賣日貨，甚至對經銷日貨的商店也加以損壞。如今大大小小的日本企業、飯店、公司、事務所等遍布中國各個城市， 如果我們把對日本政府錯誤做法所產生的義憤發泄在他們身上，就很容易造成日資企業、連鎖店所在地社會秩序的緊張和混亂，甚至讓一些圖謀不軌的人鉆空子。這些人混在抗議示威的游行隊伍之中，對經營日貨的店鋪進行打砸搶，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城市形象，在此過程中受損的其實是中國商人。這些不法行為就使“抵制日貨”變了味兒，其結果不僅不能起到打擊日本經濟的作用，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既在經濟上有礙于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又在法律上使中國政府違反了各項法律規定，沒能保護好公民的合法財產。
理性的抵制行為主要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中日兩國具有同等競爭力的商品時，優先考慮民族品牌。如在家用電器方面，中國的海爾、長虹等品牌的產品與日本同類產品相比，同樣具有競爭力。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就可以優先考慮民族品牌。那么理性的抵制日貨會對中日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生產要素互相交流，按價值規律進行配置，經濟發展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許多外國品牌是在他國以合資或合作的形式生產的，企業利益交織在一起，這已成為世界經濟生活的普遍現象。以中國一汽為例，一汽公司與日本汽車企業的交流與合作由來已久。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一汽就派出大批人員赴日考察，學習豐田公司等企業的先進管理理念，并在企業內部推行豐田生產方式；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汽分別從日野、日產公司引進變速箱產品技術和駕駛室技術，為一汽卡車產品的技術進步提供了支持；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汽又分別與杰克賽爾、光洋精工、東機工等日本企業組建了3個合資企業，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通過這些合作， 一汽公司很快發展成中國最重要的汽車企業之一，從單一的卡車生產企業發展為重、中、輕、轎、客、微產品系列齊全的汽車集團。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的消費者縱然想理性的“抵制日貨”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因為在今天的商品市場上幾乎沒有純粹的日貨存在了，尤其是較為常用的電子和機械產品，甚至許多民族品牌產品中所需要的零部件都采購于日本。為“抵制日貨”而尋找替代品，增加了交易成本，最后還面臨買到的“非日貨”可能仍是日貨的情景，而且有的“日貨”本身又含有大量我國自主品牌的配件， 也讓抵制日貨者處于甚為尷尬的境地。
同時，所謂“國貨”或其他國家的產品很多也是同日本企業合資生產的，這一點作為消費者個人是很難分清楚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認為，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兩國經濟相互滲透， 共同構筑的成分越來越多，我們很難分清哪些產品只有日本獨家獲利。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理性看待經濟全球化下中日經濟的博弈
事實上，“抵制日貨”的呼吁在亞洲并非新事物。早在二戰前的日本侵華時期，甚至更早，飽受日本欺壓的中國社會就時常傳出“抵制日貨”的聲浪，并視之為敵強我弱情況下抗擊外侮的無奈之舉。上一次大規模抵制日貨風潮，發生在2005年。但從那時起，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今中日經濟實力的對比已發生逆轉，不是日本強中國弱，而是中國強日本弱，在這種情況下，“抵制日貨”究竟是否對中國有利，在中國人當中也引發了爭議。即使是理性的“抵制日貨”，也有可能損害雙方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不利于我國的對外合作與發展。另外據統計， 目前在中國的日本企業約3萬家，共雇用了200多萬中國人，轉包企業雇用約900萬人。如果因為“抵制日貨”造成3萬日本企業破產的話，就會造成數百萬中國人失業。日前，網絡熱傳一則題為《干掉一輛國產日系車的“抗日效益”淺析》的博文。文章對“如果你買日本汽車，將來開上中國街頭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砸爛日系車，就等于消滅日本坦克”的傳言做出了辨析。文章總結，從交換比上看，干掉一輛售價23.4萬元(銷售收入20萬+增值稅3.4萬)的國產日系車，“愛國青年”在讓日本政府少了1240元稅收收入的同時，使我國各級財政少了81194元稅收收入，使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少了67220元；在讓日本少了27元“買子彈”的同時，使我國少了2400元“買裝備”。中日雙邊經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讓“抵制日貨”最終可能變成抵制由中國人和中國工廠生產的部件和產品，這是得不償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認為，雖然最新數字顯示，日中貿易已經占到了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1%，但這并不等于如果中國對日本進行經濟反制措施，中國就能夠獨善其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翟新指出，從雙方貿易的品類來看，日本出口中國的貨品中，中高端及高科技產品較多；相反，中國出口日本的產品中，中低端產品比例較大。而這些中低端產品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有韓國、東盟國家等數個競爭者，這對中國的對外出口構成了威脅。按照目前的中日貿易現狀，如果任何一方決定采取經濟手段反制對方，那么這將對雙方的經濟走勢都構成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該學會理性的看待中日經濟之間的博弈。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給中日雙方帶來了互惠、雙贏的巨大利益，進而加深了兩國經貿關系的相互依賴程度。1972年，中日貿易總額10 億美元，到1978年也僅僅66億美元。20多年后的2000 年，兩國貿易量700多億美元。進入新世紀后，中日貿易強勁發展，2006年，兩國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 達到2073.6億美元，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 年的28年間，中日貿易量每年以十億或數十億美元的增幅遞升；2001年到2006年，兩國貿易量每年以百億或數百億美元的增幅遞升，這樣高的雙邊貿易增長幅度在國際上是罕見的。
此外，中日相爭還將讓美國從中受益。有相當多的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中日兩個制造業大國之間的沖突，很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巨大機遇。國內媒體也注意到，日本已經出現了一種值得警惕的動向，即日本民間有人要求政府全力以赴地投入西方懷抱，從而使得中日關系漸行漸遠，這也正中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下懷。美國只要利用好日本，就能以很小的代價遏制中國，倘若中日經濟兩傷，日只會更依賴美。中國遭挫正好符合美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一石二鳥之策可以成真。特別是前期中日之間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中日貨幣互換協定等合作，目前已經因為釣魚島事件而陷入全面停止階段，美國趁此時推出QE3 大印美鈔，意味深長。澳大利亞－新西蘭銀行業集團駐香港經濟學家Liu Li－Gang稱，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經貿關系愈發緊密，圍繞釣魚島的糾紛升級恐怕會給亞洲經濟以至全球經濟帶來沖擊。所以翟新認為，中方應該伸出友善之手，盡可能緩和日本民間對中國的對立情緒。為了避免上述外交格局的出現，中日兩國政治家都應該以戰略眼光來看待中日關系。
日前，《環球時報》引述一名經濟學家言論稱， “抵制日貨”運動的關鍵其實是增強本國企業競爭力，只有生產比日本商品更優質的產品，才能使“抵制日貨”產生真正效果。如果本國企業不能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抵制日貨”只能是一時的行為。即使抵制了日貨，本國企業也不能得到好處，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產品可以供消費者選擇。清華大學經濟外交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認為，韓國“抵制日貨”的經驗值得中國人借鑒。比如，韓國汽車企業會借助一些事件讓韓國人買韓國車，但韓國車企私下與日本的技術等合作從未中斷過。在這個方面，中國頭腦要靈活。反制日貨的根本途徑不是抵制日貨，而是“超越日貨”。特別是在高精尖技術領域，中國企業要學會在開放環境中超越“日貨”。比“抵制日貨”更重要的是多支持國貨，給國內企業更多的成長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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