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國大選后中美經濟摩擦如何影響中國企業
中美兩國，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美經濟關系的好壞影響全球經濟走勢。未來中美關系將走向何方？中美關系制約下的中國經濟與中國企業將面臨何種挑戰？中國企業又當以何種措施應對？就此，特約撰稿人李寧采訪了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
中國經濟為何在美國大選階段上升為主要話題？
李寧：在最近美國總統大選的三場電視辯論中，現任總統奧巴馬和挑戰者羅姆尼對日本只字未提，提到中國卻多達53次。中國崛起還首次成為大選辯論的獨立辯題。香港《大公報》撰文稱，中國躺著也中槍，說明“中國議題”已經全面滲透到美國大選。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
李錦：今年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中國政策辯論格外有“新意”。“新意”并不是“新”在如何辯論更有針對性的中國政策，而是“新”在辯論誰成為總統后的中國政策能對華“更加嚴厲”。由于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短期內難以立竿見影的擴大制造業和振興出口等國內經濟難題正在困擾美國，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經濟議題尤其突出。而把中國議題與美國經濟掛鉤，在冷戰結束后的6次大選中，已經達到創紀錄的高度。而且這些議題多與中國企業有關系。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曾是美國總統大選中最重要的“假想敵”。1992年美國大選期間，日本被提及9次。這是因為當時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候選人們便圍繞美國應如何強大自身經濟來應對日本崛起而展開討論。今年是1988年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大選辯論中首次對日本只字未提，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大選的最大“假想敵”，說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國際地位的變遷。
李寧：中美經濟關系會隨美國選舉出現周期性波動，兩黨候選人就中美貿易摩擦中的各種問題宣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為何會出現這一現象？
李錦：從中國議題與美國總統選舉的互動歷史上觀察，20世紀90年代所謂“最惠國待遇”曾令中國事務時常游走在選戰的風口浪尖之上，致使美國的對華政策在互踢皮球中很“受傷”。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反恐戰爭等議題很快浮出水面，中國也因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合作者而漸漸淡出選舉視野。
而直到金融危機和當下的后危機時代，美國經濟低迷停滯，中國經濟卻持續發展，形成鮮明對比。最有說服力的是，在世界500強企業評比中，2002年11家中國企業上榜，2012年79家中國企業上榜。而美國上榜企業的數量則呈逐年下滑趨勢，從197家縮減為132家，日本從88家縮減為68家。美國和日本是“減少十年”、“失去十年”，中國是“增加十年”、“前進十年”。現在兩國經貿關系中的貿易赤字、國債、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等問題逐漸被某些美國政治人物加以炒作與夸大，轉嫁矛盾，助長了民粹主義抬頭。在彌漫著負面涉華態度的政治環境下，兩黨候選人都已將中國議題視為“殺手锏”。奧巴馬總統的國情咨文雖以國內經濟為主，但仍五次明確提及中國，不是指責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就是極力炫耀自己政府“正從中國搶回就業崗位”，有意識地將民怨引向中國。羅姆尼向選民承諾他將帶領世界進入下一個“美國世紀”而非“中國世紀”。兩黨候選人對待中國的強硬態度，其實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把國內政治外交化，究其根本還是美國民族主義在作祟。
可以想見，若奧巴馬連任成功，民主黨總統與共和黨國會形成“府會分立”，包括中國議題在內的重要內外政策就有可能淪為驢象拉鋸的犧牲品。中國將有一批企業成為這種拉鋸中的犧牲品。
中美經濟關系發展進入競爭摩擦的第四個“20年”
李寧：1949年至今，中美關系發展可謂沐雨經風，恩怨交加。既飽含相互斗爭、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對平穩的一面。您認為接下來的中美關系會進入一個什么樣的發展階段？
李錦：從新中國成立后至今，中美關系經歷了三個“20年”。第一個“20年”是嚴重對抗時期，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總體處于對抗狀態；第二個“20年”是緩和合作時期，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基于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的共同需要，中美關系發展總體平穩；第三個“20年”則是合作競爭時期，從90年代初至今，中美關系發展雖出現多次波折和摩擦，但兩國經貿關系發展已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在反恐、國際與地區安全等方面也多有相互合作。
我認為接下來中美關系將進入第四個“20年”，即競爭合作時期。隨著中美經貿關系日益緊密，雙邊貿易總額已經突破4000億美元，摩擦勢必增加。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美國作為老大，對老二的提防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說第三個“20年”是合作互利為主導，競爭摩擦為次要，那么在第四個“20年”，競爭是主題，摩擦是進入新階段的特征，合作僅僅是一種策略與手段。
李寧：在國內絕大多數人對未來中美關系持樂觀心態的時候，您的這一見解實在是發前人所未發。是什么因素促使您作出這種判斷？
李錦：美國外交實用主義成分居多，美國政界重要人物更注重思考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在過去四年中，發生了兩件影響世界形勢的大事，導致美國國內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再度甚囂塵上，一件是美國金融危機，一件是中國的崛起。這是前四年人類最重大的事件，是導致中美經濟進入第四階段的直接誘因。
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奧巴馬上任初期的對華態度恰恰是避免提“對手”反而強化“合作”概念。2009年2月，剛剛出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有些人認為崛起的中國一定是個對手，然而正相反，我們認為美中都能夠從對方的成功中受益，也都能夠為對方的成功做出貢獻。”2012年，無論是新出爐的世界500強榜單還是GDP世界排名，中國都“緊咬”其后、伺機趕超，中國不容小覷的經濟實力給美國帶來了痛入骨髓的威脅感。如今奧巴馬對待中國的強硬態度，已經預示著中美關系的變化。
李寧：中美關系發展進入競爭摩擦的第四個“20年”，是否意味著對抗、摩擦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要內容，而合作則退居其次？
李錦：起碼從形式上不能簡單地這么看。兩國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許多利益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濟方面最明顯，中美互為最重要貿易伙伴，中國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最大比重，使兩國金融息息相關；美國制造業大多在華設廠，物美價廉的中國貨成為美國人日用消費品最大來源和抑制通脹的重要杠桿。政治方面， 朝核、伊朗、伊拉克、以巴沖突、反恐等國際重大問題的處理，都需要中美合作。中美既是能源消耗大國，又是廢氣排放大國。解決這些問題，離不開合作。
多年來，中美已建立起一系列溝通交流、協商合作的機制。包括兩國元首經常性會晤、經濟戰略對話、領袖和外長熱線、軍事交流機制、國會交流機制等，使分歧和爭論能及時協商解決，這是兩國關系長期穩定的重要保障。并且兩國民間交流也取得很大進展。因此在第四個“20年”中，中美關系將維持在一種競爭與合作反復膠著的狀態中。
美國經濟政策調整影響中國企業的經濟安全
李寧：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一味基于維護國內經濟穩定而頻頻向中國發難，是否會預示著2013年美國新政府上臺后將掀起中美“貿易戰”？
李錦：對這一可能性我們不能低估。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有五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看點”，預示著不論誰當選美國總統，其“中國政策”在經貿領域內都可能繼續朝著對抗性的趨勢發展。
首先，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與我國在同時進行，都在強化實體經濟。無論誰當選總統，美國貿易政策“內視”的趨勢只會有增無減。從出口對兩國GDP所占的比重來看，中國是30%，美國是15%。盯住所謂中國的出口依存度要遠高于美國的這一數字，白宮很可能將會繼續實行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
其次，在對華關系中，美國朝野目前最擔心的不是安全與戰略話題，而是經濟競爭力。數據顯示，70%以上的美國人最擔心的對華政策話題是中國掌握的美國債務、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和美國的對華投資，63%的美國人主張對華政策應該“更加強硬”。
第三，迄今為止，奧巴馬和羅姆尼的中國政策辯論出人意料地集中在經貿領域，而鮮有談及外交、軍事和戰略議題。美國貿易代表柯克日前在國會聽證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今年奧巴馬政府將對中國發起更多的貿易保護案。這預示著美國政府開始傾向于美中經貿對抗、甚至為美中之間局部的經貿和安全對抗做鋪墊，預計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行動將會趨向頻繁，力度也會加大。
第四，美國再工業化的目的是讓明天的制造業崗位不再扎根中國，導致投資撤出中國。美國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資本輸出地，但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有序推進，美國資本和技術流出將逐漸逆轉，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這不僅會導致美國資本回流，而且其種種優勢和巨大的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使中國的吸引力下降。
第五，歐美聯合封鎖中國大企業的發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世界銀行出臺了一份報告，第四章《企業部門》改革中，明確希望中國國企從當前27%的份額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額。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在未來18年內，將當前國企資產的63%要轉讓給以外資為主的私營企業。美國人以意識形態名義要我們“國退民進”，實際上是“中退西進”、“中退美進”。美國封殺華為、三一的行為，充分暴露了美國對中國大企業迅速崛起威脅到其霸主地位的強烈恐懼，宣告了在全球經濟生存版圖上，一場短兵相接的大企業肉搏戰將不可避免的來臨。
李寧：近幾年，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頻，今年的《國防戰略指南》又明確提出將戰略重點移至亞太，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對于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李錦：美國的“重返亞太”，是軍事經濟一體化的“重返”。軍事助威，經濟唱戲。其核心戰略目標在于“制衡”中國，壓縮中國對外擴張的發展空間。從2009年奧巴馬宣布重返亞太開始，美國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有了TPP在經貿方面的基礎，美國便可以不斷滲透深入到亞太合作的各個領域。美國反恐10年，放松了對亞太地區的控制。這次重返亞太的戰略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制約中國在東亞、亞太及整個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影響力。無論中美經濟關系在此前是怎樣的狀況，隨著美國重返亞太，中美經濟作為伙伴關系中的對抗因素將上升。
李寧：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有序推進，制造業似乎已成為中美經濟之爭的焦點。
李錦：中美經濟之爭的實質在于制造業的爭奪。對于中國制造業來說，是一場十分嚴峻的考驗。目前來看，“中國制造”還具有一定優勢。能否振興制造業，在于自己國家的制造業能否在整個行業的發展中，特別是國際化、全球競爭的舞臺上具有一定的核心競爭力。不過這件事困難很大。
李寧：美國在“中低端”領域不具備優勢，美國似乎開始將“再工業化”戰略重點轉向新能源、新產業等領域。
李錦：所以中美之間以知識產權、技術性壁壘、綠色貿易壁壘形式出現的摩擦也不斷增多，這是貿易摩擦向高端領域升級的體現。拉鋸了近半年時間的中美光伏“雙反”博弈，就標志著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鏖戰已經開始。
從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優勢來看，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美國制造業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備優勢。因此，美國更希望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周期，并為掌握新一輪技術革命主導權、重塑美國競爭優勢進行長遠謀劃。高端制造是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目標，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制造計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2011年美國研發投入占全球份額的33%左右，是中國的兩倍半。在全球IT企業研發投入30強中美國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國只有華為一家企業上榜。這是一個十分危急的信號。
中國企業在中美競爭摩擦階段的對策
李寧：面對即將到來的中美競爭摩擦階段，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應作哪些調整？
李錦：中美之爭，關鍵點不在美國，而在中國如何評判局勢以及作出怎樣的調整。美國已經確定把新能源產業作為其實現“再工業化”和重塑美國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而中國也必須加快產業技術和品牌升級，重新奪回并開拓更為廣闊的市場。
因此，中國在當前沒有必要改變對內的經濟方針，但需要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進程，這是獲取中國經濟內生動力的核心。
首先，對內政策需有序放松，以維護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穩定，尤其是對涉及軍工產業的傾斜，同時，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驟。
其次，經濟上保增長與調結構，保增長權重加大，貨幣政策則由從緊向緩和、放松延續。
第三，中國資源要向西南地區傾斜，并加快經濟自由化程度。
第四，有關國計民生的產業將向北方轉移，而軍事力量將向西南沿海集中。
第五，加快國企對社會重要資源的壟斷與集中，形成更強大的競爭力。
李寧：中國企業又該如何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或爭端呢？
李錦：首先是通過雙邊和多邊談判來溝通解決貿易爭端。中美互為對方為第二大貿易伙伴，發生貿易摩擦或者爭端是正常現象，合作才有出路，這已經成為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領域博弈中的基本常識。
其次，中國也必須加快產業技術和品牌升級，延長出口產品增值鏈。以稀土產業為例，隨著中國稀土行業戰略轉型的加快，國內稀土行業巨頭應集中精力向下游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深加工領域延伸和擴展，這也將是未來稀土產業的核心競爭優勢所在。
從某種程度上說，打破貿易摩擦的制約，變“被動”為“主動”，對中國具有決定性意義。鼓勵企業主動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提高自身主動性，打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囂張氣焰。近日，媒體上沸沸揚揚的三一集團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一事，似乎證明在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形勢下，主動出擊不失為最佳選擇。我認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不是光靠投大筆的錢在國外并購，真正的“國際化”是觀念、文化上的。
眼下，中國產業整體上還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積極應對外部挑戰，要求我們把握科技與產業變革的大趨勢，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擴大和創造市場需求，形成經濟發展新動力，使經濟增長建立在結構優化的基礎之上。
加快聯合重組，實施中國大企業戰略。按“ 世界一流企業、中國特色、知名品牌”標準，到2020年使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總體上成為世界一流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翻一番。在國際上，與西方跨國公司競爭，打破他們對世界經濟和產業體系的長期壟斷，成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力軍、航空母艦和戰斗機群。
李寧：在近日由清華大學主辦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有專家稱，如果奧巴馬能連任美國總統，對中國經濟整體是一大利好。看來您似乎對此持相反意見。
李錦：幻想中美經濟關系穩定，向沒有爭吵和摩擦的方向發展，不僅不符合事實，也是危險的。中美關系即將邁入競爭合作的第四個“20年”，中國經濟和企業面臨的挑戰是十分嚴峻的。
當然，中國還有很大的崛起空間，美國既無法阻擋，也無法顛覆。目前，最有效的共處方式就是雙方在現有合作基礎上，繼續尋找共同點，從長期內有利于雙方的戰略利益考慮，延長中美戰略合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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